从公社回来以后，陆沉川提出给长岭发一封电报。

“单位还有别的协作厂。我可以申请重新推荐，至少让你不用等下个月。”

沈知夏正在灯下整理县厂通知，听见后没有抬头：“不要。”

“我不是替秀玲保工作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可你还是想用一个新机会，把旧机会盖过去。”

陆沉川沉默。

“1982年的通知为什么没到我手里，谁写了自愿放弃，谁从中得利，这些都要查清。你现在替我找十份工作，也改不了当年是谁替我说了‘不去’。”

“我可以在申请里说明原委。”

“那厂里会因为我是你妻子照顾我，还是因为我的手艺录用我？”

这个问题让陆沉川停住。他最熟悉的补救方式是调动自己拥有的资源，尽快把缺口补上。可对沈知夏来说，新的推荐仍将她绑在“陆沉川家属”这几个字后面。

“你需要我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把当年单位寄出材料的记录交给县厂。除此之外，不替我打招呼。”

“考核当天呢？”

“若小满愿意让你照看，你可以带她。她不愿意，我另想办法。”

“好。”

陆沉川看向正在门口摆石子的小满。孩子发现他的目光，立刻把火柴盒扣上。他没有走过去，只问沈知夏：“这几天她愿意让我做什么？”

“送药、拿票据，隔着门说话。别拿糖和玩具哄她叫人。”

“单位同事托我带了一只铁皮青蛙。”

“可以告诉她是谁送的，由她决定收不收。不能说收了就得认爸爸。”

陆沉川点头，把这几句话也记进小本。沈知夏看见，没有阻止。他连女儿怕什么都不知道，先记下来不丢人。难的是往后真做到。

陆沉川没有再劝。他从单位回函里抽出寄件清单，按县厂要求封存副本。沈知夏则拿起考核通知，再次核算车费、布料和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