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站是西北,干燥的风裹着沙粒。在青年旅舍,我遇到一位独臂的背包客,叫大刘。他剩下的一条胳膊,肌肉萎缩得厉害。酒后,他撩起袖子给我看肩部一个丑陋的肿瘤,恶性的,侵蚀着所剩不多的健康组织。“攀岩时摔的,瘤子也跟着来了,”他咧嘴笑,眼里是荒漠般的空旷,“医生说,它长得挺快。”我们结伴走了一段无人区,夜里在篝火边,他疼得蜷缩起来,额上冷汗涔涔。几天后,我们分道扬镳。一个月后,我辗转收到他发来的信息,只有一张照片:他赤裸上身,对着镜头,那条病臂竟然恢复了部分肌肉线条,肿瘤似乎缩小了很多。照片下面是一行字:“兄弟,邪门了,医生说瘤子在萎缩!我好像又能攀岩了!”我看着手机,肺部的钝痛突然变得尖锐,像有根针在里面搅动,咳出的纸巾上,带了新鲜的血丝。我看着那抹刺眼的红,心里掠过一丝模糊的、令人不安的联想。
我不敢深想,但身体越来越沉重的疲惫和不断加剧的疼痛是真实的。像有什么东西,正从内部缓慢而坚定地掏空我。第三站是西南边陲,茂密潮湿的雨林。寨子里有位很老的祭司,当地人说他被“古老的诅咒”缠身,脏器衰竭,卧床多年,靠草药吊着一口气。我去看他时,他形如枯槁,只有眼珠偶尔转动,证明生命尚未离去。寨子里弥漫着为他准备后事的悲伤气氛。我在那里停留了大约一周,某个暴雨夜后,清晨传来喧哗。人们奔走相告,老祭司竟然自己坐起来了,要水喝,眼神清亮。我站在人群外围,看着那奇迹般的场景,非但没有感到欣慰,反而一阵天旋地转的虚弱袭来,不得不扶住身边的竹篱笆才没有摔倒。肺部像压着一块浸透水的巨石,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沉重的哮鸣音,视野边缘开始出现持续的黑点。我清晰地感觉到,生命正从我的指尖、我的发梢,迅速流逝。
离开寨子时,我的背佝偻了,来时还勉强算得上轻便的行囊,此刻重若千钧。我必须去最高的地方,仿佛那里有最后的答案,或者,仅仅是终点的象征。
拉萨的阳光,灼热而透明,像能照透灵魂。我几乎是用最后的力气,挪进八廓街附近一家不起眼的藏式客栈。每走一步,都牵动着全身碎裂般的疼痛,不止是肺,关节、骨骼、甚至皮肤,都像在被无形的东西啃噬。客栈院子里阳光最好的一角,坐着一位藏族老人,脸颊上是典型的高原红,眼神却异常温和澄澈。他之前也在这里,我入住时他看起来虽有些瘦削,但精神不错,还帮我提了一下行李箱。我记得店主提过,老人是常客,以前身体很差,有心肺的旧疾,今年却莫名其妙硬朗起来。
他看着我,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很久,久到我有些不自在。我勉强扯出个笑容,想从他身边走过,回房间躺下。这时,他忽然伸出手,不是很快,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沉稳,轻轻拉住了我的手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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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手心很暖,干燥,而我的手腕冰凉,皮肤下几乎摸不到什么血肉。
“孩子,”他开口,汉语带着口音,却字字清晰,“你不能再走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,虚弱让我反应迟钝。
他看着我困惑的脸,缓缓地,继续说道:“你经过的地方,病痛……都会离开原来的人,找到你身上。”
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,江南女孩苍白的脸,大刘萎缩的胳膊,雨林祭司空洞的眼神……无数画面碎片般闪过,最后定格在CT片子上那只狰狞的“蜘蛛”。它变大了吗?还是又多了几只?
“但你不知道的是——”老人的声音低沉下去,带着一种古老的、近乎神秘的韵律,穿透我耳中的嗡鸣,“你每带走一种绝症,就会……获得一点别的东西。一种……能力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