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抗生素用量的问题吗？”林杰引导着问。

王秀英看了林杰一眼，点了点头：“你查到了一些？当时药库里的几种高效抗生素确实紧张，赵医生下的医嘱剂量比较保守。我提醒过他，说病人感染很重，剂量是不是不够？他当时脸色不太好看，说‘我知道该怎么用药，要你多嘴？’还说什么要考虑到药物副作用和医院的开支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声音很低很低的说：“现在想想，可能也不全是药的问题。那时候的医疗水平就那样，那种严重的腹腔感染，就算药用足了，能不能救回来，也很难说。只是……赵医生当时的态度，还有后来事情被轻轻放下的处理方式，让我们这些参与抢救的人，心里都憋着一股气。那个韩书记，当时都快疯了，拒绝签字，我们都能理解……”

王秀英的证词，与那张纸条相互印证，还原了当年的情况：病情危重是客观事实，医疗条件有限是时代背景，但主刀医生赵德明在决策和术后用药上存在值得商榷之处，并且事后有掩盖、回避责任的嫌疑。这并非简单的意外，但也够不上纯粹的责任事故，更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，一个有着复杂人性的医生，面对极端危重病例时，做出了一系列有瑕疵的决策，并利用后续的运作，规避了可能的追责。

带着王秀英的证词和那份珍贵的纸条复印件，林杰再次返回省城，前往韩志国老书记的家中。

在韩老的书房里，韩志国看着林杰带来的“证据”，听着他复述王秀英的回忆，整个人如同被施了定身法，一动不动，只是那眼睛，死死盯着那张泛黄的纸条，一直看着不说话。

林杰重点强调了当时医疗条件的局限性，以及腹腔感染本身的凶险程度，淡化了赵德明个人的责任，但也没有回避其在“劝阻转院”和“用药保守”上可能存在的问题。

“……韩书记，根据目前查到的资料和当事人的回忆，您爱人的去世，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病情过于危重，以及那个年代医疗技术和药品的局限。这并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单纯责任事故。您当年要求转院，是基于对亲人安危的关切，是人之常情。赵医生劝阻，可能基于他对病人途中风险的判断，也可能……有其他考量。但无论如何，将所有的过错归咎于您自己，或者完全归咎于当时的某个人，都是不公平的，也让您背负了这个沉重的包袱三十八年。”

林杰说完，韩志国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，但林杰看到，他那双布满老年斑、曾经签署过无数重要文件的手，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

他的胸膛起伏得厉害，喉咙里发出“嗬嗬”的的声音。

突然，两行浑浊的眼泪，从他布满皱纹的眼角滚落，沿着深刻的法令纹，滴落在陈旧的书桌桌面上。

起初是无声的流泪，随即，压抑了三十八年的悲痛、愧疚、愤怒和委屈，如同决堤的洪水，汹涌而出。

这位曾经在江东省说一不二、威严强势的老书记，此刻像一个失去一切依靠的孩子，双手捂住脸，失声痛哭。哭声嘶哑、苍凉，充满了岁月的沉淀和无法言说的痛苦。

本小章还未完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！

“翠芬……是我对不起你啊……我要是再坚持一下……硬把你送走……也许……也许你就不会……”他一遍遍地重复着，沉浸在巨大的悲伤和释然的复杂情绪中。

林杰没有劝阻，也没有安慰。

他知道，这是治愈必须经历的过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