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走后，我和小晴面面相觑，既不敢单独离开，也不敢留在这个刚闹过鬼的房间。

“要不...我们去开个房？”我提议。

小晴点点头。

那晚，我们在一家小旅馆开了间钟点房。奇怪的是，经历了这场惊魂，我们并没有继续之前的事，只是和衣躺在床上，聊起了各自的生活。

我告诉她我是如何从一个怀揣演员梦的少年，变成如今这个连一句台词都混不上的临时演员。她告诉我她来自一个小县城，为养活弟弟妹妹才走上这条路。

“我第一次‘接客’那天，哭了一整晚。”她说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“觉得自己已经死了。”

我侧身看着她，突然发现卸去浓妆的她其实有一张清秀的脸。

“我们都还活着。”我说，伸手擦去她不知不觉滑落的眼泪。

那夜星空卫视在播放《喜剧之王》。

天亮时，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。我送她上车时，我突然脱口而出：“下次...下次我还点你。”

小主，

她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傻瓜，你应该说‘我养你啊’。”

我们都笑了，但笑声中有种苦涩的共鸣。

从那天起，我和小晴真的经常去大妈的夜宵摊。有时是一起去，有时是各自去。大妈的摊子没有名字，就摆在影视城后门的一条小街上，来的多是像我们这样的边缘人：群演、保安、保洁、小商贩。

这里不像是个生意场所，更像是个避难所。大妈从来都是热情满满，哪怕你只点一碗最便宜的素面。她几乎记得每个人的名字，知道每个人的故事。

我和小晴的关系也在这种氛围中慢慢发生变化。我们不再是最初的买卖关系，而是成了朋友，然后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密伙伴。

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小晴来找我，眼睛红肿，像是刚哭过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。

她摇摇头，不肯说。那天大妈正好做了红烧肉，硬给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。“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”她对小晴说。

小晴吃着吃着，眼泪就掉进了碗里。

大妈看见了，什么都没问，只是又给她加了个荷包蛋。

那天晚上送小晴回去的路上，她终于告诉我，她弟弟要结婚了，家里向她要五万块钱。

“我上个月刚寄回去三万，现在真的拿不出来了。”她哽咽着说。

我沉默了一会。那时我刚接了一个有点台词的角色，拿到了两千块钱的“大红包”，原本计划买部新手机。

“我这里有三千，你先拿着。”我说，“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。”

小晴停下脚步，看着我：“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

街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想起那晚她说的那句“你应该说‘我养你啊’”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冲动。

“我...我也不知道。”我挠挠头，“可能就是见不得你难过。”

小晴笑了，眼里的泪花在路灯下闪烁。“你真是个笨蛋。”

“但我这个笨蛋，是真心对你好。”我鼓起勇气抓住她的手，“虽然我现在没什么本事，但我会努力。你...你能不能不要再做那一行了？”

小晴愣住了，然后扑进我怀里，放声大哭。路过的行人纷纷侧目，但我们都顾不上那么多了。

“我好累，我真的好累...”她一遍遍地说。

那晚之后，小晴搬来了我的出租屋。我们像两个溺水的人，在彼此身上找到了救赎。她真的不再接客，而是去一家花店找了份工作，虽然工资只有以前的零头，但她说睡得踏实了。

她做了一个决定，不再和家里有瓜葛，因为她已经仁至义尽了。

我们依然常去大妈的夜宵摊。大妈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关系变化，但从不点破，只是每次都会给我们的炒饭里多加个蛋。

两年后，我和小晴结婚了。没有婚礼，只是请大妈和几个常去夜宵摊的熟人吃了顿饭。大妈送了我们一套崭新的床品，说是“嫁妆”。

小晴用我们共同的积蓄，加上我偶尔还能接到几个特约演员的活儿攒下的钱，租了一个小铺面，真的开了一家小花店。店面很小，但她说那是她的天堂。

八年过去了。我们的花店没有扩大，但也没有关门。我早已不再做演员梦，年轻时憧憬的星光璀璨，已被生活的烟火气取代。

我们的孩子六岁了，叫张小雨。她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