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人都有软肋，”外婆说过，“习惯是最难改的软肋。”

一个周五下午，我提前进入澡堂。雾气蒸腾的大池里，只有寥寥几个老人。王建国来了，他找来三名小姐，干完后，裹着浴巾，慢慢浸入水中。泡了二十分钟后，他起身去搓背。

我假装无意经过他刚才的位置，水面漂浮着几根头发。我迅速用网兜捞起，装进小瓶。

现在，我有了他们父子的身体组织。

外婆的手稿虽然烧了，但内容已刻在我脑海里。

最阴毒的降头术之一：虫降。

需要七种毒虫：蜈蚣、蝎子、蜘蛛、毒蛇、蟾蜍、壁虎、蚂蟥。将它们置于瓮中，让它们相互厮杀吞噬，最后存活下来的，便是“虫王”。再用目标的血肉喂养虫王四十九天，期间配合咒语和仪式。第四十九天午夜，虫王会寻着气息找到目标，钻入其体内，食其内脏，破体而出。

过程痛苦漫长，死状惨不忍睹。

我在郊外租了一间废弃的农舍，开始了准备工作。捉毒虫不易，我花了整整一个月，才凑齐七种。最危险的是捉毒蛇，差点被一条五步蛇咬中。

毒虫放入瓮中的第一天，它们就开始厮杀。蜘蛛被蝎子刺死，蝎子被蜈蚣咬成两截，蜈蚣被毒蛇吞噬...我看得毛骨悚然，几次想放弃，但陈雨的脸又浮现出来。

第四十九天，瓮中只剩下一只通体漆黑的蜈蚣，有手掌那么长，背上有一条诡异的红线。它静静地盘踞在瓮底，等待着。

午夜，月圆。我在农舍外摆好香案，点燃三柱特制的香——用尸油浸泡过的香。烟雾缭绕中，我念诵外婆手稿上的咒语。那是古老的方言，音节古怪拗口，每念一句，就感觉周围的温度下降一度。

念完最后一句，我划破手指，将血滴入瓮中。黑蜈蚣迅速吸食了血滴，然后开始躁动不安。我打开瓮盖，它爬了出来，朝着市区的方向疾驰而去，速度快得惊人，转眼就消失在夜色中。

第一个目标是王浩。

三天后，新闻播报：市公安局局长之子王浩突发怪病住院，症状诡异。医院束手无策。

我去了医院，混在围观人群中。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，我看到王浩被绑在床上，浑身抽搐。他的腹部高高隆起，像怀胎十月。皮肤下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一鼓一鼓的。

医生们议论纷纷：“所有检查都做了，找不到原因。”“CT显示内脏有不明阴影，但开腹探查又什么都没有。”“像...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”

王建国守在儿子床边，一夜白头。

第七天，凌晨三点，病房传来凄厉的惨叫。值班护士冲进去，又尖叫着跑出来，瘫倒在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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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浩的肚子破了。不是从外面破开，而是从里面。一只黑色的蜈蚣从他张开的嘴里爬出来，浑身沾满血污。王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瞳孔已经涣散，但脸上还保持着极致的痛苦表情。

蜈蚣爬过他的脸，爬到地上，迅速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
警方封锁了现场，消息被严密封锁。但医院的护士护工们私下里都在传：王浩的内脏几乎被吃空了，只剩一层皮。

王浩的死震惊了整个城市。官方说法是“罕见寄生虫感染”，但民间传言四起。

王建国请了长假。儿子的离奇死亡击垮了这个黑社会局长。他闭门不出，拒绝见客。

我知道，该进行下一步了。

虫降的第二阶段需要更复杂的仪式。这次不是毒虫，而是“血降”。需要目标的鲜血为引，配合午夜阴时，在十字路口作法。

获得王建国的血比想象中容易。他因悲痛过度晕倒，被送往医院输液。我买通了一个临时护工——一个急需钱给儿子治病的女人，拿到了王建国用过的输液管，里面有残留的血液。

月黑风高的午夜，我来到城东最古老的一个十字路口。这里曾经是刑场，地下不知埋了多少冤魂。

我在路口中央画了一个诡异的符号，将王建国的血滴在符号中心。然后盘腿坐下，开始念诵咒语。这次的咒语更长，更复杂。每念一句，就感觉周围的空气更凝重一分。

念到一半时，起风了。不是自然风，是阴风，打着旋儿，卷起地上的尘土。风中似乎有呜咽声，哭泣声，哀嚎声。

我咬牙继续。额头渗出冷汗，后背发凉。但我不能停，停了就前功尽弃，还会遭到反噬。

终于念完最后一句，我划破手掌，让鲜血滴在符号上。血液一接触地面，立刻被吸收，仿佛大地在渴饮。

仪式完成。我虚脱般瘫倒在地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密切关注着王建国的动向。他搬回了老宅，据说精神状态极差，经常自言自语，说有东西跟着他。

第十天，王建国被紧急送往精神病院。消息称，他出现严重幻觉，声称看到儿子王浩浑身是血地站在床边，说“爸爸，我好冷，好痛”。

第十五天，精神病院传出更诡异的传闻：王建国病房的墙壁上，每晚都会出现血手印，擦掉了第二天又会出现。监控什么也没拍到。

第二十天，王建国死了。

死状比王浩更恐怖。他被发现时，坐在病房角落，眼睛被挖了出来，握在自己手中。嘴角却诡异地向上翘着，像是在笑。病房的四面墙上，用鲜血写满了“冤”字。

警方彻底封锁了消息。但纸包不住火，各种传言在城市中蔓延。有人说王家得罪了高人，被下了降头；有人说这是报应，王建国在位期间制造了太多冤案；还有人说，看见一只巨大的黑蜈蚣在精神病院附近出没。

我知道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知道他们的手段。

没多久，在严刑逼供下，我买通的护工招认了。

与此同时，我带着煤球离开了城市。

出发前，我去看了陈雨的墓。墓碑照片上的她，笑得那么甜。我放下一束白菊，轻声说：“小雨，我为你报仇了。”

煤球蹭了蹭我的腿，低声呜咽。它似乎知道我们要远行。

我没打算逃很久。外婆说过，降头术的反噬迟早会来。我只是想在死前，看看青海的无人区。陈雨生前说过，她最想去那里看看，“听说那里的星空最干净”。

我开着那辆二手吉普，一路向西。煤球坐在副驾驶，脑袋探出窗外，耳朵被风吹得翻起来。

离开城市的第二天，我在加油站看到了通缉令。上面有我的照片，罪名是“涉嫌多起谋杀案”。照片上的我，眼神麻木。通缉令上说“极度危险，可能携带武器”。

我压低帽檐，加满油，继续上路。

第三天，收音机里播报新闻：“...警方已锁定犯罪嫌疑人杨某的行踪方向，正组织警力全力追捕...”

我关掉收音机。煤球看着我，眼神里有关切。我摸摸它的头：“没事，咱们继续走。”

进入青海境内后，追捕明显加强了。高速路口有检查站，我不得不走小路。吉普车在崎岖的土路上颠簸，煤球紧紧靠着我，寻找平衡。

第五天，我在一个小镇补充物资时，看到了警车。三辆警车停在小超市门口，警察正在询问店主。

我迅速掉头，驶向荒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