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延安，变化更为深刻。毛委员在窑洞前的空地上，对着一群干部讲话，声音洪亮：

“武汉、太原的撤退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敌人是能够打败的，但又不是一下子就能打败的！他们占了城市，我们占了中国的人心！他们背上了包袱，我们甩掉了包袱！现在，阎老西也晓得要‘转进’了，这就是进步！”

延安接纳了来自太原的部分机器和原料，与“东山”体系提供的技术紧密结合。延长油田的油料、太行山运来的特种钢、本地生产的火药，在新建的、隐蔽的兵工厂里汇聚，生产出质量更优的步枪、子弹和迫击炮。

一种建立在自力更生和外部援助基础上的战时经济模式，逐渐成型。

而真正的蜕变核心，仍在太行山深处。

“东山”体系，此时已俨然成为一个巨型的、高效运转的工业-军事复合体。来自武汉、太原的顶尖技术人才，与柯明义早已网罗的海外精英、自身培养的青年才俊，在这座“熔炉”中汇聚、碰撞。

原汉阳兵工厂的火炮专家，看着“太行一号”油压机锻压出的炮管毛坯，激动得老泪纵横：“有这等利器，何愁造不出克虏伯大炮！”

原太原兵工厂的老师傅，则对“东山”的标准化生产流程和质量管理体系赞不绝口：“一颗螺丝，一个尺寸！这才是现代工业的样子！”

柯明义站在基地最高的观测点上，俯瞰着下方灯火通明、机器轰鸣的庞大山谷。左玉波站在他身边，汇报着最新情况：

“老板，根据您的指示，新到的技术人员已打散编入各项目组。火炮组正在攻关150毫米榴弹炮；‘风啸-36’战斗机生产线已调试完毕，月产量可达十架；

‘山魈’运输机的木质部件开始外包给延安的合作社生产；医药组基于磺胺，正在尝试合成新的抗菌药……”

“还不够快。”柯明义目光深邃，“鬼子占了武汉太原，看似赢了面子，实则输了里子。但他们体量太大，光靠消耗，还能撑很久。

我们必须抢时间，在他们缓过劲来，或者把主要力量转向南洋之前，完成力量的最终积蓄。”

他顿了顿，下达了新的指令：“启动‘种子计划’最终阶段。将我们整理好的《东山理工教材体系》高级部分、以及‘五小工业’的升级版技术资料，通过绝密渠道，向延安、以及重庆方面我们认定的有识之士，进行有限度的扩散。”